叶超教授
林岗 | 中山大学教授
本文系林岗教授在“百年回顾：文化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转载自“现当代文学通讯”公众号
我演讲的题目叫文化的“应激反应”，这实际上是一个借来的词。入行三四十年以来，我一直看着每年“五四”气氛的变化，这个变化很有意思，关于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认识五四新思潮的问题，我想用一个医学词汇“应激”来表达。它是人体的一种正常反应，反应前提是刺激的强度超过了有机体的正常承受范围，而它的发生是为了终能够度过超强度的刺激。
我借用这一比喻意义，是因为我认为五四明显的特征在于“姿态”，即将中国以往两千年的历史以高调地方式宣布为“罪恶”。但放眼世界，无论是后发现代还是原发性的现代，都没有经历过这样高调的反应过程。我曾有一篇文章谈到英国与土耳其的现代化过程，这两个都没有发生像中国这样高调的“宣布”。我认为文化的变迁本应是一个天然地、渐变地过程，后人对文化思潮的变革应该是“有因有革”的，即继承一部分、革掉一部分，不会武断地说过去是罪恶，但“五四”却有了这样的宣誓。
用鲁迅自己的话说，“五四”就是“抉心自食”。新思潮的抉心自食彻底改变了晚清文化之点滴积累的变迁方式。到了1915、1916年，尤其是袁世凯称帝之后，中国就进入了一个特别时期，即应激反应出现的时期。我认为是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对时局的彻底无能，迫使思想文化走到了社会前台。
1899年海约翰提出的门户开放照会得到了列强的一致承认，但其本意不在于保全中国。之所以门户开放，是因为当时清政府的财政基本靠借贷，海关就变成了一种“担保”，而被瓜分状态中的中国无法统一关税，于是才有了这一列强争夺下的产物，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了清廷延缓的时机。
1919年巴黎和会上，威尔逊总统本来是要保全中国的。但后来威尔逊要成立国联，需要日本的同意，但日本很强硬地要求接手山东权益，于是威尔逊等于是背叛了中国，这个背叛也引发了后来中国思想界不断发酵地思想变化。鸦片战争以来我们一方面将美国视为列强，一方面也视为老师。但威尔逊不保全中国领土与主权的完整性，打破了中国人对“公理”的幻想，认清了西方这个“老师”的本质，并由此开辟了现代中国历史“师俄”的新方向。
在如此巨大地变化中，从袁世凯称帝算起，留给中国作出反应的时间，只有四到五年。从经济角度来富国强兵无异于望梅止渴，经由政治力凝聚而挽救时局根本如同痴人说梦。于是在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无能的情形下，思想文化走到前台，扮演了它力所不能及的角色。
基于这种认知，把“两个五四”当作时间历程里相互不连接的看法是有违历史事实的。“启蒙”与“救亡”的断裂，后者压倒了前者的认识，与其说符合历史的真相，不如说表达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社会的思想氛围。新思潮对中国文化传统的高调“宣判”和对西方思想文化的输入，与欧洲思想史上的“启蒙”含义并不相同。欧洲的“启蒙”是学者个人孤独地“原理探索”，他们是在未来社会到来之前以阐发基本原理为方式奠定着欧洲文明的基础。但如果我们要用“启蒙”来指代五四新思潮，用鲁迅的话说，即“自悟者悟人”——觉醒者用自己的觉悟照亮他人，使他人也觉醒。五四新思潮既是那时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军事诸方面走投无路的选择，也是对未来经济、政治、军事行动的召唤。这是思想与舆论的运动，而不是关于“原理”的原创性探索。如果我们还是用启蒙和救亡这样的“两个五四”来理解当年的历史，那就是新思潮启蒙是救亡图存的需求造就出来的，而它同时也召唤了行动意义的救亡，这两者是不能割裂的。当我们跨越时空去观照历史的时候，我们应该看到很多连贯性的东西。一个原点通向了不同的道路，而不同的道路又与历史因缘结合在一起。站在个人生命史的角度，个体的生命是有限的，发起新思潮的先驱固然有遗憾、孤独之感，但这并不意味着“启蒙”与“救亡”在历史脉络上是前后割裂的，尤其不应以后者否定前者。
五四新思潮令人回味地是它以决绝姿态创造的现代价值。我觉得能形容这个价值的两个词语，一是“光明”，一是“进步”。因为新思潮创造了关于现代中国的“人生”的价值，所以后面一代又一代受到新思潮感召的青年抱着追求光明与进步的信念走上了他们所认同的道路。但他们所认同的并非具体的东西，一些当时被认为“光明进步”的概念慢慢退出历史前台，比如“阶级”与“阶级斗争”；有些原来并不属于“光明进步”范畴的概念却在后来显示出了价值，比如“国粹”与“国学”；还有一些词随着时代变迁而获得新意，如“孝”在不同历史阶段所具有的差异性伦理内涵。但对于光明与进步的追求，在一百年后的今天，依然是我们以内心良知衡量一切价值的基本标准，这就是“五四”对当代历史非常正面且深远的影响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