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行事讲究天时、地利、人和三要素，而天时就是根据天象选择恰当的时机。
近日，全世界的航天迷都获悉了一个好消息：继“天宫二号”在轨运行两年多的时间，即将受控离轨之际，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与联合国外空司联合发布了，来自17个、23个实体的9个项目入选中国空间站批科学实验项目。
众所周知，未来很长一段的时间内，中国空间站可能是的空间站。这标志着我们中国人将作为牵头人，带领多国人民共同开启一段太空探索之旅。对此，大批的太空迷或已翘首以盼了，而回首我国航天事业的漫漫路程，如今这番成就确是极其不易。
假如我们倒回到200年以前的清朝，甚至任何一个封建朝代里，私自架起一台设备观察天上的星星，可都是要杀头的大罪。
无论在西方或是东方，从远古时期直至现代，人类从未停止过对头顶这片天空的探索和思考。西方的天文学家很早便提出了地球是一个球体的设想，并且不断运用数学知识归纳观测数据，提出多种模型论证天体运动是完美的、和谐的圆周运动。他们把天体规律看作是纯粹无暇的体系，彰显着神明的圣洁，以至于把已观测到的太阳黑子、彗星、流星这些东西归结于地球的大气现象。他们绝不愿承认有多余星体，以免破坏了九大行星体系的神圣。
彗星（资料图）
而我们，长久以来一直是农业社会，自尧舜至清朝，农耕一直是万众国民的要务。围绕这一任务，古人基于对天空的观测总结、推算出了“二十四节气”和越来越精细的农历法，以有助于百姓从事农耕活动。早在战国时期，我国就确立了阴阳合历的原则，制历需考虑“日、气、朔”三个基本要素，即太阳活动、二十四节气以及月球处在太阳和地球之间昼夜不可见的朔望月，三者之间在历法中要通过计算达到均衡。虽然那时候的人们尚未确立天体圆周运动的规律，但却根据观察到的现象推算出了回归年和朔望月的规律，加以运用。这让我们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
战国时期，我国便有了以365.25天为一年的“四分历”，十九年置七个闰月，以消除每年0.25天的误差。后来，我们所熟知的张衡、祖冲之等天文学家更是将观测技术、仪器设备不断更新，天文成果也不断刷新。张衡的漏水转浑天仪由漏壶和浑天仪组成，浑天仪是一个刻有二十八星宿、黄赤道、南北极、二十四节气的铜球，在水流的推动下，模拟天空的运动，形象地展示了张衡所提出的“浑天说”：浑天如鸡子，天体如弹丸，地如鸡中黄，孤居于内，天大而地小。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浮。这是说大地就像蛋黄，天如同蛋壳包裹着地。此等把大地说成蛋黄的说法，显然未对普通百姓造成太深的影响，因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古人们，如何想象眼前的万里平原是个球面？
浑天仪
祖冲之则借助自己将圆周率精确到小数点后第七位的成就（领先世界一千多年），推算出回归年长度为365.2428148日，与今日的推算值仅差46秒。他所编撰的《大明历》中，每391年设144个闰月，这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精度。
既然历法为农业服务，农业受气候、土壤性质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天时历法真的有必要精确到小数点后这么多位吗？前文提到，古时的人们架起设备观测天象那可是死罪，为何张衡、祖冲之等精于算术的天文学家能做出此等成就？
一切都要从深深根植于我们民族文化的“天人合一”观念说起。从武王伐纣建立周朝，姜太公制定周礼开始，我们这片土地上历经多次改朝换代逐渐形成了一条默认的法则：统治者是奉上天的指示统治万民的，自称“天子”，既然是上天的儿子，老百姓自然拥护。但是如果天子本人荒淫无道把百姓往死路上逼，那么就会有其他的仁君奉天意前来讨伐。这也是我们常听的那句“奉天承运”的来由，皇帝下达的圣旨一开头就会表明自己奉上天的旨意管理的正统位置。
姜太公（影视剧照）
既然是天的儿子就必须时刻关注着天所传达的信息。在每个封建朝代，各种异常的天象都不仅仅是简单的天文现象，天上的每一件事情都对应着地上相关的人或事，此可谓视作“天人合一”的表现。由此，不寻常的天象往往会被赋予一定的政治意义。大臣会利用异常的天象劝谏皇帝，采纳对有利的建议，皇帝也会利用异常天象铲除异己。
在广受好评的历史剧《大明王朝1566》中，个镜头便是一位钦天监的官员直言上谏嘉靖皇帝，陈述了朝廷政策混乱，官员贪污腐败致使天降不详——京城整个腊月都没降瑞雪。然而这位官员却因诽谤朝廷的治理能力，受廷杖惨死在宫门外，由此引入了严嵩一手遮天、朝廷内部明争暗夺的一系列故事。
嘉靖皇帝
钦天监就是明朝皇帝设立的专门观测天象的部门，除皇家的天文部门外，皇帝决不允许有观天的民间行为出现，盖因政治维稳的考虑，天子需垄断上天传来的各种信息。中国古代的皇家天文台从秦汉时的太史令、唐代的太史局和司天台、宋元两朝的司天监以及明清的钦天监，虽然几经易名，但天文台的观测从不间断，天文工作者始终占据着特殊的地位，前文所提到的张衡、祖冲之便是他们之中的佼佼者。
“希腊的天文学家是纯粹的私人，是哲学家，是真理的热爱者......中国的天文学家和的天子有密切的关系，在政府机关的一个部门供职，依照礼仪供养在皇宫高墙之内。”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有关“天文学”一章开篇即介绍了东西方天文学家的差异。而令人唏嘘的是，我们熟知的给天空“立法”的伟大天文学家、数学家开普勒就是被自己的金主拖欠了二十多年的工资，病倒在了讨薪的路上，结束了穷困潦倒的一生。
李约瑟
历史记载公元前178年有一次日全食，当时的汉文帝在日食期间素服斋戒祷告上天，并下《罪己诏》说：“朕闻之，天生民，为之置君以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则天示之之灾以戒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适见于天，灾孰大焉！朕获保宗庙，以微渺之身托于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乱，在予一人，唯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异常天象除了能促进执政者反省自身以外，也会影响到普通百姓的生活，故而古代的天文学实在是一门影响深远的学问。
中国古代天文研究的要务就是详尽，务必要把天上的所有信息详细地捕捉到并记录下来。来华传教士李明的《中国近事报道》中对皇家天文观测者的工作情形有过如下生动的描述：“五位数学家每个晚上都守在塔楼上，观察经过头顶的一切。他们中一人注视天顶，其余四人分别守望东西南北四个方位。这样，世界上四个角落所发生的事，都逃不过他们的辛勤观测。”相比之下，西方人感叹他们的早期学者常无视异常天象，也未对彗星、太阳黑子、新星、超新星有过记录，而中国人在这方面的记录上却独领风骚。
太阳黑子喷发时会释放数百万吨电离气体
从公元前214年（秦始皇七年）到公元1910年（宣统二年），哈雷彗星共29次回归，共发生过925次日食、574次月食，100多次太阳黑子全都详细记录在案，在天文记载方面，中国毫无疑问居于世界首列。在此历代传承的基础上，科学史界的泰斗席泽宗先生关于中国古代新星和超新星的研究，即其考订论文《古新星新表》，被认为是整个20世纪中国天文学有影响力的论文，被世界各地的天文学者广为引用。席泽宗也因此成为一位研究科学史的科学院院士。
中国古人有着傲人的天文观测成就，以致许多人提出了“中国古代天文学一直领先于世界，直至哥白尼之后才落后”的说法。该说法认为古代中国自上而下始终把头顶的苍天看作一个有意识、能辩善恶的神明看待，中国古代天文观测的成就也大多被用作类似于西方占星术的研究，从观测到尝试解密其规律，我们一直在思考苍天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指引。我们行事讲究天时、地利、人和三要素，而天时就是根据天象选择恰当的时机。历代的观星家解密天空密码、编制日益精准的历法以及记录各个黄道吉日的老皇历，百姓的婚嫁丧葬、动土上梁以及农耕社会的各种重要活动，都根据这份“天时解密手册”来判断何时为宜，何时犯忌。
哥白尼
如《易经》所载：“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即使到了明末清初，大批西方的传教士运用他们发达的技术，多次展示西方科学在预报日月食方面更为准确的情况下，帝王们也只想到了录用西方人入职钦天监。直到皇权政治解体、新文化运动以后，国人才开始用科学的眼光看待头顶这片天空。
幸而我们奋勇直追，突破了种种技术封锁，靠着我们民族从古至今一直都在闪烁的智慧，即将会迎来天文探索的又一次高峰。
参考文献：
[1] 什么是科学/吴国盛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8
[2] 科学的历程/吴国盛著.—4版.—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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